Cabaret 是我想看很久的一部戏了。听说 DC 附近有家剧院要演出，就兴冲冲买了票去看。没想到竟坐了两个小时的地铁转公交，还走了半个小时，这才到了目的地。看完了还要花一样长的时间回家。不过演出的质量还不错，虽然对不起时间成本，起码还能值回票价。
Cabaret 可能是 Kander & Ebb 组合创作的最有名的一部音乐剧了；成就也高过他们另一部知名度很高的作品（可能是因为那次运气不太好）。根据广告和场刊，这次制作的编排是以98年百老汇复排、也就是 Alan Cumming 主演的版本设计的；不过也是这次观剧，我才发现看地方剧院的演出，虽然大致上会跟从某一现成的编排，很多地方也能发现本地主创团队的一些巧思，能得到些有趣或者值得咂摸的意外收获。
这部剧讲述的是发生在一战之后的柏林、社会大潮裹挟下的底层的故事。一个美国作家乘火车来到柏林找寻创作灵感，认识了一个倒爷、一个老房东和与她相好的水果店老板、一个在同处租住的妓女、一个在柏林“著名”夜店演出的英国歌女和那里的主持人。在此期间，纳粹逐渐得势，柏林在狂热中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作家最终不得不逃离柏林。这个故事改编自美国作家 Christopher Isherwood 于1939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 Goodbye to Berlin；而这篇小说本身也曾多次被改编或试图被改编为戏剧和音乐剧。在 Cabaret 中，一些人物从原著而来，也有一些是另外创造的。剧情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平行的故事：发生在夜店 Kit Kat Klub 舞台上的和发生在房东家和周围的人身上的。
这部剧在百老汇音乐剧间创造了一些先例；而在这些大胆的试验中，Harold Prince 作为导演起到很大作用。例如，本剧没有传统音乐剧的序曲，仅用了一串鼓声来开幕；另外，将夜店歌曲（舞台中的舞台）作为情节发展的注解，和传统的对白部分编列在一起的做法也是头一遭——这种设计在 Kander 和 Ebb 的另一部作品 Chicago 里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之前看过和听过很多次这部剧的电影改编版和录音，我一直对女主角 Sally Bowles 和男二号 Clifford Bradshaw 的感情故事感到疑惑；我主要的疑惑是源于我无法理解这个关系在本剧想要表达的主旨上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Sally Bowles 神经质般的举动，尤其是直到最后也拒绝逃离柏林，显得非常怪异。夸张些说，将这段关系甚至这两个角色都删掉，对讲好这个故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说不定还有帮助。我本以为在现场看演出说不定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剧情——尤其是这段剧情，但事实证明这也没有什么帮助。查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这段“忠于原著”的人物关系，不仅是本剧的一大败笔，它更直接地是原著的一大败笔。
Clifford，不必多说，原型是小说作者本人。而 Sally Bowles 的原型则是 Clifford 在柏林时遇到的，英国演员和马克思主义者 Jean Ross。尽管 Isherwood 本人也曾承认 Ross 比 Sally Bowels 更强硬（tougher），不曾多愁善感、自怨自艾[1]，他却没有如实地将这些性格写进自己的小说。虽然曾经因为生活困顿，她在德国并没能像计划一样投身社会运动，只能靠当演员来维持生活，Ross 还没有到像 Sally 一样勾引 Isherwood 来找地方住的地步，当然也没有傻到在局势相当恶化的时候，还不知道要离开柏林——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在1932年，也即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前一年离开了德国。
我自己很难揣测 Isherwood 为什么将 Sally Bowels 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但显然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帮助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当时的读者特别喜欢；当然，另一大卖点无疑是本书对德国的描述了——而 Ross 自此也被世人认为就是小说中所写的样子。甚至本剧也为这种偏见推波助澜了：在 Cabaret 登上舞台之后，数不清的记者找到 Ross 要求采访。用她自己的话说：“他们说他们想要了解三十年代的柏林，但他们不想了解失业、贫穷或招摇过市的纳粹，他们只想知道我睡过几个男人。”[2] 不得不说，Sally 这一角色，不仅毁坏了 Ross 个人的形象，也让这个故事的思想深度大打折扣，实在是非常可惜。
剧中其他几个角色则塑造得颇有水平。房东 Fräulein Schneider、水果店老板 Herr Schultz 的生活写满了小人物的乐趣和无奈；后来成了纳粹党的，想必一定是纯种日耳曼人的男性 Ernst Ludwig 和金发碧眼的 Fräulein Kost，在自己伟大的种族再次崛起之前分别是走私者和妓女。就在这场在旁观者看来荒唐的闹剧里，一切都在变坏、直到不可收拾；Fräulein Schneider 只能冲 Cliff 大喊 “What would you do”，而作为犹太人，Herr Schultz 自我安慰道 “I know the Germans”、”It will all pass”。剧情进行到后半段，我只能尽量不去想更多。
来说说设计吧，关于前面提到的”巧思“。两个月后还能记得起来的，比如在 Sally 亮相的曲子——脱衣舞厅里的表演，Sally 的造型是绿色的紧身衣和带裙撑的长裙，手上也涂着绿色的指甲油。颜色应该是在呼应小说开头对 Sally 形象的描述（“… her finger-nails were painted emerald green …”），而服装则呼应了 Sally 在小说里的出身——英格兰的中上阶级家庭。当然，在这首歌中，这套衣服被一件一件脱到只剩下内衣。其他伴舞此处也穿着不同颜色的同款服装。另外，这个版本对 Kabaret，即当时德国语境里的”Cabaret“的概念把握得很好：当 Cabaret 这种娱乐形式传进德国之后，它最大的改变就是被添加了政治讽喻的功能。在 “Tomorrow belongs to me” 这首歌，取代之前常见的两种设计——无伴奏合唱或使用唱片机——的，是小男孩穿着军服和纳粹袖标来演唱的。在歌的最后，The Emcee 给小孩贴上希特勒标志性的假胡子，伴着的是来自观众的嘲笑声：这里将场景设在夜店里，这时的观众尚对纳粹嗤之以鼻。当剧情进展到下半场，夜店的观众席已经坐满了戴着袖标的人；而舞台表演的讽刺对象也变成了犹太人（”If you could see her”）；这曲结束（最后一句）时，舞台在纳粹观众的慢动作叫好中逐渐暗下来。到了最后，正如历史上发生的那样，纳粹自然不会允许 Kabaret 这种“危险”的东西继续存在，The Emcee 在暗淡灯光里唱完了那首 “I don’t care much”。此外还有一些细节，比如店里的四个 cabaret boys 里其中一个名叫 Herman，在本作里是个大胖子，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 Hermann Göring，毕竟“There is nothing funny about Herman”。
总得来说，我是喜欢这部剧的，尤其是——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它直到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这点从观众离场时的叹息和议论就能看得出来。但毫无疑问的是——也是这部戏给我上的一课——再好的作品总有遗憾之处。只能在一边可惜一边又不忍心将它们丢掉的矛盾中继续欣赏它们了。
[1] Isherwood, Christopher (1976).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A Memoir, 1929-1939.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SBN: 978-0374-53522-3. pp. 60-61.
[2] Caudwell, Sarah (3 October 1986). “Reply to Berlin”. New Statesman. London, UK. pp. 28-29.